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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生命中浸透了贝多芬精神的人丨读罗曼·罗兰的小说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

阅读次数: 次  来源:  发布时间:2018-09-29

 

蒂勒曼指挥贝多芬《英雄交响曲》

一个生命中浸透了贝多芬精神的人

——读罗曼·罗兰的小说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

傅雷纪念贝多芬

很久以来,就有人认为罗曼·罗兰的小说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(Jean-Christophe)的主人公是取材于德国十八至十九世纪作曲家贝多芬的生平。凡是读过罗曼·罗兰所撰《贝多芬传》的人,总会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克利斯朵夫的一生。

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集大成者,又是欧洲浪漫乐派的先驱。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、一个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,还有奋发向上的青年时代。成年后在与命运的争斗中度过了光辉的一生。他发展了海顿、莫扎特以来的古典音乐传统,把奏鸣曲、交响曲、协奏曲等音乐体裁的表现力提高到了新的阶段。在业已成熟的奏鸣曲式结构中,以广阔发展的动机和富于动力性的和声扩充了展开部的容量,并在动力性的再现部中拓展出第二个展开部,用以容纳他宏伟的构思和深邃的精神,表现他倾慕已久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理想和来自法国大革命的战斗热情。他在第三交响曲中描绘了为自由而战的英雄形象;在第五交响曲中表现了与命运决战的坚强意志和永不动摇的决心;在第六交响曲对大自然的礼赞中实现了“物我同化”和“天人合一”;更在第九交响曲中加入合唱,为亿万人民展示了世界大同的希望。他的音乐作品往往不用歌词,甚至不用文字标题就可以概括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表达富于哲理思想——音乐学家们说,贝多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一个巨人,他的音乐创作是人类音乐文化走向完全成熟的标志。

罗曼·罗兰笔下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人物,从小说中披露的作品来看,大约属于晚期浪漫乐派的作曲家。

对克利斯朵夫的描写,是从他降生开始的。书中写道,他一生下来“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、暗红的,还有些黄黄的斑点”,这不禁让人想到曾经患过天花,脸上留有疤痕的贝多芬。这种相貌似乎已经预示了与贝多芬相仿的人生——在贫困中长大、历经种种磨难和痛苦,并要奋斗终生。

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有三个最亲近的人。他的祖父约翰·希米尔曾是大公爵的宫廷乐长,他指挥的乐队在莱茵河一带颇有名气。他像贝多芬的祖父一样,是一个让孩子爱戴的人。祖父经常给孙子讲文化、讲历史、讲英雄的故事,其中往往穿插着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诲。例如:要“温良胜于强暴”,视“荣誉比生命更可贵”等等。可见,贝多芬的“竭力为善,爱自由甚于一切,即使为了王座,也永勿欺妄真理”等信念自年幼时已浸入克利斯朵夫的心灵。他的祖父更像是莫扎特的父亲,孜孜不倦地诱导、激励和培养孩子的音乐才能。他把孩子游戏中自然流露出的旋律记谱整理,按照咏叹调、小步舞曲、圆舞曲、进行曲等体裁配以和声,并冠以《童年遣兴》的名称。他终于使克利斯朵夫像幼年的莫扎特一样,举行了邀请王公贵族参加的音乐会。孩子的创作和演奏引起了听众浓厚的兴趣,并取得了一致的好评。这为他一生的音乐事业开辟了先声。

克利斯朵夫的父亲约翰·曼希沃与贝多芬的父亲不同,他不是一位宫廷的男高音歌手,而是一位宫廷剧院的小提琴手。但是,他们同样是酗酒成性的无用之材,只是克利斯朵夫的父亲劣迹更有过之。约翰·曼希沃也希望孩子成为一个莫扎特式的神童,他用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这个未来的音乐家——“他用根粗大的戒尺,孩子每弹错一个音,就打一下手指;同时在他耳边咆哮,几乎把他震聋。”这使孩子几乎厌恶了音乐,幸好还未落下耳聋的残疾。

克利斯朵夫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而善良的厨娘,她不象贝多芬的母亲——在孩子17岁时就离开人世,而是陪伴了儿子大半生。她对孩子的理解、宽容和挚爱使孩子的人品中添加了爱的成分。

克利斯朵夫因母亲经常打工外出,从小起就要照顾两个弟弟。当他已成为宫廷小提琴手时,还要关照他那不成器的父亲。曼希沃嗜酒成性,经常酒后失言,丑态百出,甚至在剧院歌剧演出时乘酒性胡乱拉一首与剧情毫不相干的协奏曲。那些日趋见甚的怠惰行为使儿子不得不承蒙羞辱,到公爵管家处要求代收父亲的佣金,以控制他的为酒滥用。最后,为了父亲免遭解雇,还要上门说情。

艺术的追求、实现理想的奋进、与家庭的困境和社会的不公形成了无法解脱的矛盾,使克利斯朵夫养成了倔强不屈的性格。在他7岁时,为了举行音乐会,家人令其修书一封,向大公爵请求对音乐演出的应允。信中不仅要俯首称臣,还要在落款处写上“殿下的贱仆、音乐家某某某”,这招致了孩子强烈的反感。这使人想到一个世纪前,音乐家蒙受的屈辱。巴赫作宫廷音乐师的时候,曾在家仆的名单上与马车夫、厨师、花匠等为伍,并屈居第三;海顿在任宫廷乐长时除了作曲、指挥外,还要为主人擦皮鞋。到了莫扎特在主教家任职时,由于不甘心主教的非人待遇而愤然辞职,被一脚踢得滚下楼梯。在大革命以后,贝多芬拒绝过公爵为法国占领军军官演奏的要求,当公爵一再强求时激怒了具有人格尊严的贝多芬,他写道:“您之所以成为公爵,是因为您偶然的出身;我能够成为贝多芬,靠的是我自己。无论过去还是将来,公爵有的是,但贝多芬却只有一个!”他还曾对歌德说过:“你看那些王公贵族,他们可以使某些人成为大人物,为他们加官晋爵,为他们授勋,却不能造就出你我这样的艺术家。”这些酷爱自由、平等的公民意识在浪漫主义时代已蔚然成风,即使幼小的孩子——约翰·克利斯朵夫也在公爵和公主的种种赞美之词面前毫不所动。他面对家人和贵族,勇敢的当众声明某段乐曲是祖父米希尔所作。当为此遭到父亲的谩骂时,仍然坚持着反抗的态度。可以说,从孩童时代开始,他已经树立了独立奋斗的意识,并贯彻始终。

克利斯朵夫的少年时期,曾与圣·马丁教堂的管风琴师佛洛里昂·露威学习。但这位管风琴师不似贝多芬的恩师聂费,聂费不仅教给学生作曲技法,还引导学生广泛接触、研究前辈大师的创作,使之兼收并蓄,取百家之长;并教导学生学习广博的文学、艺术知识,甚至鼓励学生关心时事、政治,终于造就了一个叱诧风云的人才。而佛洛里昂·露威只是按传统理论教授学生,并不准越雷池一步,常常企图压抑学生的创新能力。而他的学生,已经生活在十九世纪末的未来音乐家却拿出了巴赫、亨德尔打破常规的范例与之抗衡,常常使其无言以对, 从而鼓舞了自己大胆追求真理的信心。

祖父希米尔溘然长逝,克利斯朵夫失去了精神上强有力的屏障,生与死的忧虑一度占领了少年的心。经过内心世界的搏斗,他意识到今后的生活就是要与未来的艰难险阻作不懈的斗争,“因为他不愿意忍受那个命运。”这就是贝多芬的自白——“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,它永远不能使我屈服。”

主人公行将进入青年时期,并经历人生的暴风雨——贝多芬就是在这个时候,写出了《暴风雨》奏鸣曲。小说描绘了自然界风暴的酝酿,类比和象征了克利斯朵夫将要面临的人生奋斗。“这样等待的时候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,虽然你受着压迫,浑身难过,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。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,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。千千万万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,结果会产生什么呢?”罗曼·罗兰又写道:“欢乐,如醉如狂的欢乐,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与将来的成就,创造欢乐,神明的欢乐!唯有创造才是欢乐,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。”他进一步指出,“创造,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方面的,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,卷入生命的旋风,于神明同寿,创造是消灭死亡!”——傅雷先生说,“瞧,这不就是贝多芬的艺术论么?”

当作曲家进入成年,进行一生的搏战时,则更多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。贝多芬在法国大革命的兴起时期,步入了他创作的英雄年代;在欧洲封建势力复辟的黑暗时期,他坚持着自己的信念,至晚年终于向全人类发出“亿万人民,团结起来”这一爱的呼唤。

克利斯朵夫生不逢时,他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、无产阶级革命初露端倪之时。由于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,他一方面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,另一方面又不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,只能是在精神上更靠近了“上帝”。

西方文化界有一句名言: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在这里,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克利斯朵夫;它是艺术欣赏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。所谓同一性,表现为一千个读者的面前就是这位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作曲家,而不是别人,他具有稳定的个性;所谓差异性,表现为一千个读者的家庭出身、社会环境、受教育的程度、个人审美趣味的不同等等。在理解克利斯朵夫这一典型人物时,会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

读一读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卷首献辞吧!——“献给各国受苦、奋斗,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。”

什么是“自由灵魂”?当1789年,法国起义者攻陷巴士底狱的喜讯传来时,整个欧洲都在沸腾。在波恩大学作旁听生的贝多芬,正在倾听希那埃特教授——一位雅各宾党人朗诵作曲家喜爱的诗篇:“唾弃偏执,摧毁愚蠢的灵魂,为着人类而战斗。啊!没有一个亲王的臣仆能够如此;这,需要自由的灵魂。爱死胜于爱献媚,爱贫穷甚于爱奴颜卑膝,须知这样的灵魂,我决非最后一个。”

作为一千个读者之一,我看到了小说的主旨,看到了罗曼·罗兰笔下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——一个似贝多芬,又不是贝多芬,一个生命中浸透了贝多芬精神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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